中国时报3日社论:广西陈姓女子十七年前偷渡来台,结婚生子;近日为了让就读国三仍无户籍的女儿取得身分证,顺利升学,决定向移民署自首,愿意接受法律制裁。按照现行法令,她要遭政府逕行强制出境;受管制二至五年后才能返台;其丈夫则要至少等待两年才能与她结婚,取得在台的合法婚姻关係。 

 像这样一个例子,现行法令有无规定,基于人道考量,让她可以继续留在台湾,不必遣返,而与家人子女分离二至五年?答案似乎是没有。凡是偷渡来台的人,一定要逕行强制递解出境,不经任何法院审判或许可的正当程序,这样的法律合宪吗?恐怕大有疑问,陈姓女子事件曝光之后,法界人士愿意为她争取透过司法程序留在台湾,其张姓丈夫表示婉谢,宁愿请求立法委员协助交涉,接受强制出境,等待时日回台。 

 陈女十七年前偷渡来台,有错在先;愿意依法行事,悔意十足。但从客观的角度说,极端严格的法律,不但不近人情,而且无须法院许可,一概剥夺人身自由使之离境;绝对的行政权力缺乏司法审查,根本不符合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因此受到不利影响的是她的孩子,将要失去母亲在身边长达至少二至五年;她的丈夫家庭,也要面临分散离别之苦,至少二至五年。家庭亲权遭到剥夺,所受制裁不谓不重,若是连在法庭之中争取权利的机会也不可得,这样的法律,能说是符合基本人权的法律吗?立法院最近通过了两项人权公约的施行法;对照起来是不是显得有些讽刺呢? 

 更值得严肃思考的是,这对升斗小民夫妻选择如何面对其法律困境时,宁可相信求助立委有用,而不愿意进入司法程序,尝试请求法院施以援手。事实上,他们的判断符合一般社会认知;在现实生活中,立委的政治影响力,比起法院常常直接有用的多;司法能够提供即时有效的救援?恐怕信者不多! 

 然而,以法治国家的权力功能分配而言,政府要强制递解一位母亲出境,让她的孩子与丈夫未来一长段不确定的期间内,不能与她相聚共同生活,难道不该有机会在法院申诉道理?难道不该有法律途径,可由法院为适当审酌,暂缓政府对于这位人妻人母递解出境的冷酷作为?法治国家为何设置法院?不就是要在如此情势急迫的时刻,为无助的人民伸张保障其基本权利?而我们法院里的法官们,对于自己应该具有即时提供基本权利保障的功能,有没有普遍的认识呢?人民心中,各自怀有标尺与答案吧? 

 现行的制度,有明确的即时救济途径,可以暂时防阻不该出现的递解出境吗?宪法第八条规定提审制度,也就是由法院发给有如英美法国家法院的人身保护令,台湾的法院曾发过几次?有没有法官愿践行宪法所加课使命?行政法院法官愿动用行政诉讼法上的假处分或是停止执行递解出境吗?普通法院法官愿因当事人有权请求国家赔偿而做出民事假处分定暂时状态?还是各个法院法官多会推拖此事属于其他法院管辖,冷漠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聪明官僚我自为之?难道不就是因为如此,才会让社会百姓普遍对于法院能否积极从事,为面对政府感到无力无助人民勤施救济,缺乏信任与期待? 

 本案之中,乐意奔走协助的是立委。立委为个别选民提供个案服务,当然是好事。但是,如果该在个案中能为小民权利提供救济的法院从不发挥功能,使得人民有事都往奔立委选民服务处,立委的个案选民服务因此门庭若市,会不会对于立委应将主要时间精力放在通案立法,产生排挤效应?会不会形成政治权威万能? 

 法院里的法官们,若只将其大半的审判精力,虚拟于足使当事人耗费青春直到白头的冗长诉讼程序,儘为一些陈年旧案发回更审,折腾不已,却无暇针对该施救济的人民施以救济,难道应是法治的常态?该不该是大力进行司法改革的重要理由?